本期節目將介紹英國EEIST提出「政策評估」的最後三項原則，包含一、展開國際合作擴大清潔技術市場，而不是僅著重碳市場發展；二、評估政策的機會和風險，而不僅是評估成本和效益；三、政策模型從來都不是中立的。
綜合EEIST所提出的10項能源轉型的政策原則，其應用在不同行業和地區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實務上要因地、因時、因條件制宜，才能與不同國情、制度和政治文化結合。
但這10項原則已提供了產官學界共同的討論基礎，可適度縮減各方歧見，使轉型更易凝聚共識、方向更為明確。
綜合EEIST所提出的10項能源轉型的政策原則，其應用在不同行業和地區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實務上要因地、因時、因條件制宜，才能與不同國情、制度和政治文化結合。
但這10項原則已提供了產官學界共同的討論基礎，可適度縮減各方歧見，使轉型更易凝聚共識、方向更為明確。
各位收聽世界電力新聞週報的朋友大家好，之前節目與大家分享英國「能源創新經濟與制度變遷計畫EEIST」提出能源轉型的「政策評估」前兩項原則。
而本期節目將與大家分享「政策評估」後面的3個原則：
第三、展開國際合作擴大清潔技術市場，而不是僅著重碳市場發展：
傳統上經濟學家以及機構曾建議世界各國，以發展國際碳市場來有效地減少全球碳排放。 這一說法背後的邏輯是，碳市場可以在任何特定時間內找到成本最低的減排機會，而市場越大，低成本減排機會將會越多。
然而假如我們從動態經濟的角度，就會發現傳統原則的侷限性。碳市場鼓勵以最低成本的手段減排，反而將排擠了那些高成本但具高收益機會的資源投入或推遲投資。例如：太陽能之所以能成為「歷史上最便宜的電力」 ，主要是因為當初推行的政策是針對還十分昂貴的減排手段制定的。歷史證明，最終這些政策反而能激發學習曲線的反饋、改進並減低成本。
另外，從邏輯上來說，碳市場越大、短期內減排手段的成本就越低，企業越容易滿足監管要求，因此反而沒有誘因再投資早期成本高昂的零排放技術。
而低碳轉型取得的進展，突顯了國際合作發展清潔技術市場的價值。每當太陽能板、風力發電機、電動車電池和氫氣電解等設備的累計建置量增加，它們的成本就會以穩定的比例下降。 這些技術在全球市場的市占率增長越快，成本下降就越快，所有國家也都能從中受益。
因此EEIST建議各國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共同發展清潔技術市場：包含推動清潔技術的早期開發和測試、協調政策以擴大部署或建立公平的競爭環境、開展實際援助來共享學習成果，以及基礎設施的建設投資。
第四、評估政策的機會和風險，而不僅是評估成本和效益：
傳統觀點認為國家在評估制定公共政策時，只要總效益大於總成本就可以採取行動，也就是採用所謂的「成本－效益分析」。 然而當出現以下任何一種情況時，成本效益分析就不太適用了：
首先是不確定性：使用成本效益分析法蘊含的假設是所有可能事件和結果出現的概率都是可量化的，不確定性是有限的。但是現實中執行政策的結果總是不確定的，藉助成本和效益來比較政策選擇的做法可能會產生誤導。而風險機會分析在平等的基礎上，考量重要但無法被量化的效益，和可被量化的效益一起綜合考慮，並在選定政策時鼓勵適當考慮所有重要因素，以免得出誤導性的結論。
接著是利益多樣性：成本效益分析將所有政策的效益轉化為單一的指標：也就是金錢。這樣雖然有助於決策過程結構化，但不僅無法充分考慮實施政策對於不同群體的分配和福利的影響，也不利於政策制定者了解不同面向的可能結果。而風險機會分析對政策的不同結果分別採用適當的指標進行評估，不再以貨幣價值作為衡量的唯一標準，而是以更加準確透明的方式判斷不同結果的效益和重要影響。
再來是結構變化性：成本效益分析考慮的是政策在某些固定時刻的預期結果，但是這也表示它在評估政策的長期效益方面能力有限。因此僅適用於預期經濟結構不會發生變化的情況，並不適用於政策目的或實施環境是處在結構性或轉型變革的情況。而風險機會分析則可以考量政策對於經濟可能的變化過程產生的影響。其中包括技術的創新與擴散、投資者預期和消費者偏好的改變、商業戰略及產業的興衰，以及金融、工業和市場結構的變化等等。
舉例來說，印度政府在過去15年的政策規劃與實施都考慮了多重機遇及風險，推出一系列政策來提升家用照明設備能效，使得LED價格在2014到2016年間驟降百分之85 ，刺激了市場規模的增長。截至2019，印度已有約百分之90的用戶透過LED滿足了照明的需求，成績斐然。
第五、政策模型從來都不是中立的：
傳統原則認為政策模型應該是中立的。然而在政策評估中，必須認識到這些過程和模型的選擇、設計和輸出結果其實從來都不是中立的。相反地，在提出什麼問題、如何呈現研究結果、如何解釋結果以及由誰來解釋結果等問題上，往往是充滿政治性的權衡。
而在模型設計和政策評估的過程中，所有選項其實沒有所謂「正確的答案」，在選擇前都必須進行判斷，任何選項都可能已有先入為主的看法而受到質疑。
因此，受政策影響的利害關係人往往非常關心政策制定過程，並成為遊說的主體。為了避免政策過度受制於既得利益者或新進掠食者，以致限制了實施範圍，要予以改善，則可以採取幾種作法：例如過程公開透明、並定期審查檢視；或使用一系列不同的模型，而非依賴單一模型。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要嚴格假設、比較不同模型差異，利用大量資訊來支持最後的選擇。
綜合以上報導，EEIST報告建議，能源轉型不應只著重碳市場發展，更應展開國際合作來擴大清潔技術市場；另外，政策評估應該重視機會和風險的考量而不僅是成本效益的分析；最後，政策模型的選擇、設計和輸出結果從來都不是中立的，要予以改善，可採取公開透明、定期審查檢視，嚴格假設，參考大量的客觀資訊再做出決定。
最後，EEIST所提出這10項政策的設計和評估原則，在不同行業和地區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具體的設計和執行方法應該因地、因時、因條件制宜，才能與不同國情、制度和政治文化結合。
不過，這10項原則仍提供了產官學界共同的討論基礎，在這樣的基礎之上通力合作，協助各國政府在能源轉型背景下的政策制定做出成功的選擇。
以上是本週世界電力新聞週報的整理報導，國際上電力的大小事，我們會持續密切關注並且跟大家分享，若喜歡我們的頻道歡迎與好朋友分享喔！
而本期節目將與大家分享「政策評估」後面的3個原則：
第三、展開國際合作擴大清潔技術市場，而不是僅著重碳市場發展：
傳統上經濟學家以及機構曾建議世界各國，以發展國際碳市場來有效地減少全球碳排放。 這一說法背後的邏輯是，碳市場可以在任何特定時間內找到成本最低的減排機會，而市場越大，低成本減排機會將會越多。
然而假如我們從動態經濟的角度，就會發現傳統原則的侷限性。碳市場鼓勵以最低成本的手段減排，反而將排擠了那些高成本但具高收益機會的資源投入或推遲投資。例如：太陽能之所以能成為「歷史上最便宜的電力」 ，主要是因為當初推行的政策是針對還十分昂貴的減排手段制定的。歷史證明，最終這些政策反而能激發學習曲線的反饋、改進並減低成本。
另外，從邏輯上來說，碳市場越大、短期內減排手段的成本就越低，企業越容易滿足監管要求，因此反而沒有誘因再投資早期成本高昂的零排放技術。
而低碳轉型取得的進展，突顯了國際合作發展清潔技術市場的價值。每當太陽能板、風力發電機、電動車電池和氫氣電解等設備的累計建置量增加，它們的成本就會以穩定的比例下降。 這些技術在全球市場的市占率增長越快，成本下降就越快，所有國家也都能從中受益。
因此EEIST建議各國通過以下幾種方式，共同發展清潔技術市場：包含推動清潔技術的早期開發和測試、協調政策以擴大部署或建立公平的競爭環境、開展實際援助來共享學習成果，以及基礎設施的建設投資。
第四、評估政策的機會和風險，而不僅是評估成本和效益：
傳統觀點認為國家在評估制定公共政策時，只要總效益大於總成本就可以採取行動，也就是採用所謂的「成本－效益分析」。 然而當出現以下任何一種情況時，成本效益分析就不太適用了：
首先是不確定性：使用成本效益分析法蘊含的假設是所有可能事件和結果出現的概率都是可量化的，不確定性是有限的。但是現實中執行政策的結果總是不確定的，藉助成本和效益來比較政策選擇的做法可能會產生誤導。而風險機會分析在平等的基礎上，考量重要但無法被量化的效益，和可被量化的效益一起綜合考慮，並在選定政策時鼓勵適當考慮所有重要因素，以免得出誤導性的結論。
接著是利益多樣性：成本效益分析將所有政策的效益轉化為單一的指標：也就是金錢。這樣雖然有助於決策過程結構化，但不僅無法充分考慮實施政策對於不同群體的分配和福利的影響，也不利於政策制定者了解不同面向的可能結果。而風險機會分析對政策的不同結果分別採用適當的指標進行評估，不再以貨幣價值作為衡量的唯一標準，而是以更加準確透明的方式判斷不同結果的效益和重要影響。
再來是結構變化性：成本效益分析考慮的是政策在某些固定時刻的預期結果，但是這也表示它在評估政策的長期效益方面能力有限。因此僅適用於預期經濟結構不會發生變化的情況，並不適用於政策目的或實施環境是處在結構性或轉型變革的情況。而風險機會分析則可以考量政策對於經濟可能的變化過程產生的影響。其中包括技術的創新與擴散、投資者預期和消費者偏好的改變、商業戰略及產業的興衰，以及金融、工業和市場結構的變化等等。
舉例來說，印度政府在過去15年的政策規劃與實施都考慮了多重機遇及風險，推出一系列政策來提升家用照明設備能效，使得LED價格在2014到2016年間驟降百分之85 ，刺激了市場規模的增長。截至2019，印度已有約百分之90的用戶透過LED滿足了照明的需求，成績斐然。
第五、政策模型從來都不是中立的：
傳統原則認為政策模型應該是中立的。然而在政策評估中，必須認識到這些過程和模型的選擇、設計和輸出結果其實從來都不是中立的。相反地，在提出什麼問題、如何呈現研究結果、如何解釋結果以及由誰來解釋結果等問題上，往往是充滿政治性的權衡。
而在模型設計和政策評估的過程中，所有選項其實沒有所謂「正確的答案」，在選擇前都必須進行判斷，任何選項都可能已有先入為主的看法而受到質疑。
因此，受政策影響的利害關係人往往非常關心政策制定過程，並成為遊說的主體。為了避免政策過度受制於既得利益者或新進掠食者，以致限制了實施範圍，要予以改善，則可以採取幾種作法：例如過程公開透明、並定期審查檢視；或使用一系列不同的模型，而非依賴單一模型。重要的是，政策制定者要嚴格假設、比較不同模型差異，利用大量資訊來支持最後的選擇。
綜合以上報導，EEIST報告建議，能源轉型不應只著重碳市場發展，更應展開國際合作來擴大清潔技術市場；另外，政策評估應該重視機會和風險的考量而不僅是成本效益的分析；最後，政策模型的選擇、設計和輸出結果從來都不是中立的，要予以改善，可採取公開透明、定期審查檢視，嚴格假設，參考大量的客觀資訊再做出決定。
最後，EEIST所提出這10項政策的設計和評估原則，在不同行業和地區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具體的設計和執行方法應該因地、因時、因條件制宜，才能與不同國情、制度和政治文化結合。
不過，這10項原則仍提供了產官學界共同的討論基礎，在這樣的基礎之上通力合作，協助各國政府在能源轉型背景下的政策制定做出成功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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