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能源創新經濟與制度變遷計畫EEIST」提出能源轉型的「政策設計」及「政策評估」各5項原則，前兩期已介紹政策設計的五項原則，接下來將介紹「政策評估」原則，因能源轉型涉及的面向與範圍極為廣泛，要具備全面的視野、多元的觀點及完備的工具進行動態評估，因此需要考慮更多的層面、機會和風險，以及政策評估本身的過程，以確保政府政策盡可能考慮周全。本期節目先與大家分享「政策評估」的前兩項原則，包含一、政策沒有最佳解，要在明確目標下，隨著環境變化，提出具適應性的應對；二、能源轉型涉及龐大利益，如何妥善處理分配問題至關重要。
各位收聽世界電力新聞週報的朋友大家好，之前與大家分享過英國「能源創新經濟與制度變遷計畫EEIST」提出有助於能源轉型的「政策設計」原則，「政策設計」目的在幫助政府設計政策，以激勵和擴大清潔技術的發展，但同時要循序漸進，兼顧經濟發展與既有業者的調適與應變。
而本期節目開始將與大家分享「政策評估」原則，強調能源轉型涉及的面向與範圍極為廣泛，要具備全面的視野、多元的觀點及完備的工具進行動態評估，因此需要考慮更多的層面、機會和風險，以及政策評估本身的過程，以確保政府政策盡可能考慮周全。
本次將與大家分享其中的兩個原則：
第一、政策沒有最佳解，要在明確目標下，隨著環境變化，提出具適應性的應對：
傳統上認為政策應該尋求最佳解，政策分析師關心的是經濟效率的最大化，尋求「最佳政策」，以最低的成本實現預期的結果。
傳統原則是立基於一個靜態的假設情境，探討的是在給定的時間軸上進行資源的分配。然而能源轉型面臨著多重的相互作用和不確定性，要明確指出一個經濟體的最佳發展路徑以及該經濟體對難以掌握的氣候變遷作出最佳反應，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
未來三十年間，各種變化將層出不窮，總是會有偏離預期的情況發生。因此政策選擇應該重視靈活性和更多選擇的機會，同時將風險最小化，而不是尋求最佳解。
亦即保持變革的能力，善加利用環境變化帶來的機會，降低選擇特定路徑所產生的風險和成本。
20世紀20年代以來，適應性政策的概念沿用至今， 當時美國哲學家和教育家John Dewey認為，政策和實驗是類似的。我們需要隨著環境的變化以及從經驗中獲取的新資訊逐步對實驗作出調整。
一旦獲得了額外資訊，就需要對初始計畫進行監測和重新評估。在低碳轉型的背景下，這一原則的應用至關重要。
因此，為了保持政策的有效性和持久性，必須能夠適應相關的宏觀經濟、人口、社會和地緣政治趨勢和發展， 以及技術、基礎設施、市場、顧客偏好和政治的變化形勢。
此外還需適應政策本身的發展變化。否則，政策很可能是無效、脆弱和破碎的，從而導致形勢改變所帶來的破壞性後果和高昂的代價。
例如相較於歐洲，陽光更加充足的巴西，直到2011年該國才在東北部塞阿拉州設立了首個大型太陽能電廠。然而此後由於政策的調適促進了太陽能部署以及費用削減，巴西的太陽能源系統數量迅速增長。
2012年，巴西法規發生改變，允許小供應商以零成本或低成本併網，太陽能發電便日漸擴張。 而此後數年的發展都是立基於該政策的適應與調整，像是2015年時鼓勵消費者透過太陽能發電自產自消多餘的電力，如果可以回饋給電網， 將能獲得高達60個月的能源信用額度作為回報，還可以提高裝置容量上限等作法。
總體而言，儘管巴西起步較慢，但巴西設計的適應性太陽能政策刺激了清潔、永續技術的應用，使得2017年至2022年間，巴西的太陽能裝置容量呈指數型的增長。
第二、能源轉型涉及龐大利益，如何妥善處理分配問題至關重要：
傳統觀點認為只要總收益大於總成本就可以採取行動，也就是採用所謂的「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總是被普遍視為是一個客觀的工具，可以讓決策免受政治壓力、願望、情感或者權力的影響。 這有助於決策過程結構化，可以避免任意性、混亂無序或過度政治化。
然而傳統政策評估中特別令人關注的是，政策帶來的分配效應沒有得到充分考慮。越來越多的文獻表示，政府用於制定低碳轉型政策路徑的方案可能無法充分顯示或考慮政策實施對不同群體的分配和福利的影響。
理解特定政策手段設計或政策組合能否產生或加劇負面分配影響，對於未來的去碳化可能至關重要。如果政策被視為具有不公平性，例如，導致特定社區的失業，將很難獲得民心的支持。而這可能會放緩轉型的步伐，目前的科學研究表明我們將無以承受這樣的結果。
去碳化政策的分配影響是任何政策決策的核心。要成功且公平地過渡到淨零碳經濟，需要成本和利益的公平分配。
事實上，任何一套低碳轉型政策都會產生分配效應，因此最好弄清楚這些後果可能會是什麼，以便進行適當的考量，並加以解決。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各種去碳化政策不充分考慮分配的影響會激起公眾的反對，因為這些增加的成本都由消費者負擔。儘管去碳化措施往往能起到創新驅動的作用，但也無形中使得消費者的能源價格上漲，進而給貧困家庭帶來了更大的負擔。
例如：法國政府在2018年徵收的道路運輸稅，目的在於減少道路運輸業的溫室氣體排放。
該政策其中的措施之一是將每升汽油稅和柴油稅分別增加約5到8美分，但由於欠缺對分配影響的全面考量，該政策被認為具有不公平性，導致了當年11月爆發的「黃背心運動」遊行。遊行的人群背景各異，其中有65%的人月均收入是低於全國標準的。
大約一個月後，政府做出回應，採取漸進式的提高燃油稅，並將低收入戶購買電動車的補貼金額翻倍。該案例說明了在政策實施前評估福利和分配層面的重要性。
綜合以上報導，EEIST報告建議，脫碳化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充斥著不確定性，因此政策沒有所謂的最佳解，而是必須具有適應性，政策必須持續動態的調整；另外，政策的評估不能只侷限於成本效益分析，更要重視分配問題，才不會受到大眾反彈，而打亂能源轉型的步伐。
以上是本週世界電力新聞週報的整理報導，國際上電力的大小事，我們會持續密切關注並且跟大家分享，若喜歡我們的頻道歡迎與好朋友分享喔！我們下週再會！
而本期節目開始將與大家分享「政策評估」原則，強調能源轉型涉及的面向與範圍極為廣泛，要具備全面的視野、多元的觀點及完備的工具進行動態評估，因此需要考慮更多的層面、機會和風險，以及政策評估本身的過程，以確保政府政策盡可能考慮周全。
本次將與大家分享其中的兩個原則：
第一、政策沒有最佳解，要在明確目標下，隨著環境變化，提出具適應性的應對：
傳統上認為政策應該尋求最佳解，政策分析師關心的是經濟效率的最大化，尋求「最佳政策」，以最低的成本實現預期的結果。
傳統原則是立基於一個靜態的假設情境，探討的是在給定的時間軸上進行資源的分配。然而能源轉型面臨著多重的相互作用和不確定性，要明確指出一個經濟體的最佳發展路徑以及該經濟體對難以掌握的氣候變遷作出最佳反應，在理論上是不可能的。
未來三十年間，各種變化將層出不窮，總是會有偏離預期的情況發生。因此政策選擇應該重視靈活性和更多選擇的機會，同時將風險最小化，而不是尋求最佳解。
亦即保持變革的能力，善加利用環境變化帶來的機會，降低選擇特定路徑所產生的風險和成本。
20世紀20年代以來，適應性政策的概念沿用至今， 當時美國哲學家和教育家John Dewey認為，政策和實驗是類似的。我們需要隨著環境的變化以及從經驗中獲取的新資訊逐步對實驗作出調整。
一旦獲得了額外資訊，就需要對初始計畫進行監測和重新評估。在低碳轉型的背景下，這一原則的應用至關重要。
因此，為了保持政策的有效性和持久性，必須能夠適應相關的宏觀經濟、人口、社會和地緣政治趨勢和發展， 以及技術、基礎設施、市場、顧客偏好和政治的變化形勢。
此外還需適應政策本身的發展變化。否則，政策很可能是無效、脆弱和破碎的，從而導致形勢改變所帶來的破壞性後果和高昂的代價。
例如相較於歐洲，陽光更加充足的巴西，直到2011年該國才在東北部塞阿拉州設立了首個大型太陽能電廠。然而此後由於政策的調適促進了太陽能部署以及費用削減，巴西的太陽能源系統數量迅速增長。
2012年，巴西法規發生改變，允許小供應商以零成本或低成本併網，太陽能發電便日漸擴張。 而此後數年的發展都是立基於該政策的適應與調整，像是2015年時鼓勵消費者透過太陽能發電自產自消多餘的電力，如果可以回饋給電網， 將能獲得高達60個月的能源信用額度作為回報，還可以提高裝置容量上限等作法。
總體而言，儘管巴西起步較慢，但巴西設計的適應性太陽能政策刺激了清潔、永續技術的應用，使得2017年至2022年間，巴西的太陽能裝置容量呈指數型的增長。
第二、能源轉型涉及龐大利益，如何妥善處理分配問題至關重要：
傳統觀點認為只要總收益大於總成本就可以採取行動，也就是採用所謂的「成本‑效益分析」。
「成本‑效益分析」總是被普遍視為是一個客觀的工具，可以讓決策免受政治壓力、願望、情感或者權力的影響。 這有助於決策過程結構化，可以避免任意性、混亂無序或過度政治化。
然而傳統政策評估中特別令人關注的是，政策帶來的分配效應沒有得到充分考慮。越來越多的文獻表示，政府用於制定低碳轉型政策路徑的方案可能無法充分顯示或考慮政策實施對不同群體的分配和福利的影響。
理解特定政策手段設計或政策組合能否產生或加劇負面分配影響，對於未來的去碳化可能至關重要。如果政策被視為具有不公平性，例如，導致特定社區的失業，將很難獲得民心的支持。而這可能會放緩轉型的步伐，目前的科學研究表明我們將無以承受這樣的結果。
去碳化政策的分配影響是任何政策決策的核心。要成功且公平地過渡到淨零碳經濟，需要成本和利益的公平分配。
事實上，任何一套低碳轉型政策都會產生分配效應，因此最好弄清楚這些後果可能會是什麼，以便進行適當的考量，並加以解決。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各種去碳化政策不充分考慮分配的影響會激起公眾的反對，因為這些增加的成本都由消費者負擔。儘管去碳化措施往往能起到創新驅動的作用，但也無形中使得消費者的能源價格上漲，進而給貧困家庭帶來了更大的負擔。
例如：法國政府在2018年徵收的道路運輸稅，目的在於減少道路運輸業的溫室氣體排放。
該政策其中的措施之一是將每升汽油稅和柴油稅分別增加約5到8美分，但由於欠缺對分配影響的全面考量，該政策被認為具有不公平性，導致了當年11月爆發的「黃背心運動」遊行。遊行的人群背景各異，其中有65%的人月均收入是低於全國標準的。
大約一個月後，政府做出回應，採取漸進式的提高燃油稅，並將低收入戶購買電動車的補貼金額翻倍。該案例說明了在政策實施前評估福利和分配層面的重要性。
綜合以上報導，EEIST報告建議，脫碳化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而是充斥著不確定性，因此政策沒有所謂的最佳解，而是必須具有適應性，政策必須持續動態的調整；另外，政策的評估不能只侷限於成本效益分析，更要重視分配問題，才不會受到大眾反彈，而打亂能源轉型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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